王石：答案有点庸俗：信仰。在我们小时候，普遍的信仰和苏联很相似，比如卫国战争中的英雄故事。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遭到过很大的破坏。对我而言，那种传统的中国价值观，包括社会主义、振兴国家等等，都是最底线的价值。共产主义信仰在过去提得比较多，现在似乎提得不太多了。对我们来讲，现在的信仰应该体现在对社会的包容。
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很快找到信仰的支撑，但最起码在寻找的过程中人是向善的，并意图修正自己。家族、少年成长时代、家庭以及部队等等，包括过去一些痛苦的经历，都在影响着我。
Q12：你提到一个人要有追求、有理想、有知识，可我以志愿者的身份去过老挝，看到身边很多人有理想、有追求也很善良，但他们的人生最后也不是特别好，甚至其中一些人的结局还很悲惨。对于你的话我有质疑，你可以讲一些观点反驳一下吗?
王石：做老实事、说老实话、当老实人，结果就一定会不好，这是你的观点吗?很坦然地说，我是这样做的，结果还不错，但也许即使这样做了，结果也不一定好，毕竟还有运气的影响。但今天论证的逻辑并不是说了老实话、做了老实人就必然会成功，而是当你成功了以后，如果还保持着诚实的品质，才能更好地持续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少数人即使十恶不赦却也很成功，甚至还能善终的可能。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人生的终极目的，不是说这么做就一定能怎么样，不是那样一种机械的唯物论价值观。
Q13：我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在22岁的时候，是怎样的人生状态?
王石：我22岁还在部队苦熬呢，23岁才从部队复员。我觉得在部队两年时间就足够了，却耽误了三年的宝贵时间。我是1973年复员，1974年当了工农兵学员，开始上学。现在想起来，才觉得煎熬也是宝贵的财富。就这个问题来看，你非常在乎22岁这个特定年龄应该怎么样，那么我要说，珍惜你的22岁吧，虽然可能有很多彷徨，命运本身是你自己无法决定的，但唯一能做决定的是你能掌握的具体每一件事。正如我们刚才所说，我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如意，但仍然尽量做好。
Q14：听说您接下来要攀登知识的山峰，比珠峰要难，那您要如何努力呢?
王石：这是定量化的目标。我原本准备三次登珠峰，实际上去哈佛时我还带着滑雪板，不但要登山还要滑雪。可是到了剑桥以后，我很快就感觉时间不够用了。
在学习上，我觉得有三关需要克服。
第一关是语言。语言水平一般还不行，毕竟不是旅游，光会听、说还不够，还要学以致用，毕竟是在大学。即使是要拿博士学位，讲得不好也不太要紧，只要做完功课、通过答辩就可以，专业领域也非常窄。而现在这样交流，包括到商学院给同学们讲课，难度要更大。何况当时不只要学习语言，同时还要完成作业，而周围的同学年纪几乎比我女儿还小。
这么困难还没有放弃，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受不了刺激。什么刺激呢?很多人在网上问：哈佛也有中文班?这话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他们认为我到哈佛不是扯么，最多待半年就回来了。其实这么问还好，我不答理这种讽刺就算了。但第二个问法把我刺激到了：哈佛也有老年大学?我心想：是啊，和比我女儿还小的人一起学习，那对我的刺激感多大啊。
每次考试我几乎都最后一个交卷，人家都走了，老师恨不得过来扯我的卷子。全是本科生学的课程，一遇到听不懂的内容，我就得把本科同学的课堂笔记拿回去看，然后做作业交上去，还是可以的嘛。那并不是老年大学，而且在学习上要跟上比自己小三四十岁的同学，斗志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最后一个交卷，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但是回头想想：和他们较什么劲啊，我是最棒的。这是人生的态度问题。
第二关是定位，就是如何把自己摆到学生的位置上去。原本是一个企业家，到哪里都习惯了秘书接待、司机接送，几乎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挺惭愧的。可到了大学里得自己做饭，突然就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出门没有专车，饭也得自己做，要把自己放到新的生活环境中。
第三关是文化，和社会生活有关。比如办信用卡，在中国很简单，但是在美国却说我没有资格。我很疑惑，明明有三万块钱怎么不行呢?相关工作人员说，因为我在美国没有信用，那怎么办呢?最后通过借贷卡，自己花自己的钱，信用卡办了一个月才下来。诸如此类文化之间的隔阂还有很多，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
以上这三关是互相影响的。要学习一个国家的文化，饮食很重要，有些中国留学生三天不吃中餐就受不了，而我却不吃中餐，尽量回避。要适应当地的生活，一是不说中国话，二是不吃中餐。到了剑桥，这种体验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在剑桥过圣诞节的时候，有几个院士发现我这么如鱼得水，他们自己本身就在剑桥毕业，又受聘并任职于母校，却问为什么我认识的人比他们还多。我说很简单，你们都是中国胃，在这里天天晚上都吃中国饭，但我无论是午饭还是晚饭都要和外国同学在一起，正好有机会练英语。
所以，攀登知识的高峰有什么困难呢?从大方面来讲，是人生和生活的心理感悟，但是要怀着开放、学习和好奇的心态去面对文化和知识，而不是抱以功利的心态。
Q15：我想问一个关于毛大庆的问题。当时您花了很大的心思，让谢栋准备了大概两年，请毛大庆吃饭的次数达到了两位数，甚至你亲自和毛大庆交流，最后把这位有影响力的人引到万科。但为什么这样的人才到万科才待了五年多的时间，在房地产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不愿意和万科一起坚守并面临挑战?“坚守与挑战”是王石的文化，还是万科的文化?
王石：这个问题有点偷换概念。显然，我们说的“坚守”，并不是在万科工作15年、20年都不变。我在万科30年了，难道其他人也要待30年吗?到底应该坚守什么，我的概念不一样。应该坚守的不是时间而是底线，无论换不换工作，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如此。底线是什么?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底线就是你发自内心认为要遵守的价值观，是一贯的做法，不会改变，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尽管大庆刚辞职，但就我对他的判断，他也有自己的坚守，所以我们才肯花那么多心思把他请来。从他这五年中的表现来看，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这次他的离开比较高调，也透露了心扉，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要走，以及之后打算干什么。虽然他离开了万科，但与我们还是连在一起的，我非常感谢他这几年在万科的表现。
大庆走了可惜不可惜?可惜。值不值得挽留?值得。但为什么他还走了呢?相信是为了追随自己的心愿，抓住社会转型中的机会。万科的人事政策中，有一条叫“好马吃回头草”，有一名员工就曾经三进三出。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一个变动的时代，人才是一条理性的河流，哪里有低谷就流到哪里去。万科把自己比作低谷，但是有时人才流走了，我们也会检讨，如果原因在于自己，就会想办法调整和改进。如果有一天大庆说要回来，我们也会很欢迎。(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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