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毛大庆在上海遇到了许文辉，惠普历史上第一个华人总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他是中国最早的天使投资人之一，帮了很多年轻人创业。他是个美式文化的人，教会了毛大庆美国人管理的态度：平等、亲善。“我那时很年轻，他那么高大，但他叫我大庆，让我叫他文辉。”所有见过毛大庆的人都知道，他没有架子，是个很友善的人。
1998年毛大庆进入新加坡凯德置地，总裁林明彦是他心中偶像，又儒雅又智慧。接着是下一任总裁廖文良，他是典型的工程师文化，醉心于建筑的结构、品质、细节。
2009年毛大庆到万科。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6年。王石是他的精神导师，他给毛大庆最大的启迪是，人永远要活出自己。“王石是最任性的。他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很稀缺，但他同时也是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有家国情怀的人。”毛大庆说。
郁亮的那种自律、对自己的苛刻，毛大庆发自内心地敬佩。郁亮定下的事情，定了就定了，时间不可能改。在万科的6年，所有的办公会，无论他在哪儿没有一次改变的。“我就纳了闷了，郁亮永远是准时的，好像也从来不生病。我怎么都做不到他那个样子，只好说摩羯座就是这样的，我是水瓶座做不到。”
这些经历，都是在为中年做准备。毛大庆说：“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创业，其实更多的是在一个大的资源平台上把它整合起来。我的职场生涯也经历过跟创业一样的艰难困苦，现在可能更自主一些，可能更要自己去面对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人生挺好的体验。”他相信自己的经历可能对年轻人有用，而他现在创业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影响创业的年轻人。
中年毛大庆选择从零开始，而中年的万科，也正在自我革命。万科成立于1984年，迈入第4个10年，它也早已告别青春期。在这个颠覆性的时代面前，它正面临着一次关键性的转型。
3月9日的发布会上，和毛大庆、郁亮一同登台的，还有北京万科总经理刘肖。在前一天，万科任命了5位集团副总裁，刘肖是其中之一。刘肖出生于1979年，到万科时间只有3年，这位“新人”在万科的蹿升速度令人咋舌。万科这次提拔的5个副总裁，有3个75后，2个是在万科待了20年的资深人士。
毛大庆离职事件之后，万科已经确定新人事规则：新老并用，以新为主。郁亮说：”年轻人阅历、资源不够，成长有不确定性，但他们的未来决定万科的未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赌这一把。”从2010年以来，一大批在万科颇有资历的高级职业经理人离职，包括徐洪舸、刘爱明、肖莉等。他们和毛大庆一样，代表着万科的过去，而现在万科急于找到未来，未来在年轻人的身上。
“万科还要乱三年。”王石说。大胆启用年轻人，是因为万科要打破原有的思维惯性，进入很多新领域。
3月21日，万科董秘谭华杰首次在媒体上透露了万科未来10年的战略：除了住宅地产，万科还将进军消费地产和产业地产。在消费地产上，万科将沿着三个主题推进。一是运动主题的度假业务，重点做滑雪和水上运动。第二个是儿童。第三个主题是老人。
相比消费地产，万科更看好产业地产。万科很早就在研究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物流地产看似简单，在中国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但它的核心竞争力是融资成本低，因此并不好做。
不仅是毛大庆，万科也看到了创业浪潮对地产业的影响。在万科的研究中，小微企业创业会带来非常大的不动产需求，对应的品种是创业园。谭华杰还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进入万科创业园的小微创业公司只需要考虑主业，万科可以提供食堂、车队、会议室、培训、甚至财务和融资服务，甚至用房子使用权换创业公司股权。万科的这项业务，已经非常接近毛大庆要做的创客空间。
3月8日的发布会上，郁亮表示，万科将成为毛大庆的财务投资者。在3月17日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毛大庆说：“很快你们就能看到我和万科的合作，我会用自己来帮忙定义什么是万科的外部合伙人。”
“我们这代人，身上有密码”
在北京万科中心马拉松主题的照片墙上，毛大庆是最容易辨识的人，因为他总是戴着非常拉风的护目镜。
“中国人活的都太憋屈了，”他说，他的任性是跟王石学的。他和王石在脾气秉性上很像，常常天马行空，不同的是毛大庆并不是一个强势人物。他高调、任性，但也很友善、温暖、重情义。他的朋友圈经常会有对朋友的祝福，这次离职之后，有几天都是毛大庆在刷屏朋友圈，他得到了很多人的祝福。
在万科的职业经理人中，毛大庆算是个异类。王石的办公室四壁全是书，郁亮的办公室放了一辆自行车，毛大庆的办公室放满了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这些东西有些看上去是冲突的。不过，这恰恰是毛大庆包容性格的体现。他的办公室里有：佛像、香炉、毛主席陶瓷像、与国家领导人的合影、自行车、跑鞋、马拉松奖章。墙壁上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幅画，画着一只很开心的猴子，他属猴。
佛像与毛泽东像在毛大庆这可以共存。1991年，大学毕业后，毛大庆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泰国。泰国是佛教徒国家，他有感于有信仰的人善良、充实，于是他跟着泰国同事去礼佛。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下来了。每年春节，毛大庆都会带着亲人、同事去雍和宫烧香，初八去消灾，十五去祈福，早上起得很早去排队。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红二代，他的爷爷奶奶都是中共早期的党员，而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为中国的两弹一星、航天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他从小就是在一堆著名的知识分子中长大的。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建筑师，人民大会堂、北京展览馆都有他的贡献。正是受到外祖父的影响，毛大庆上大学时选择了建筑专业。
和同龄人相比，毛大庆有超出年龄的责任感和家国情怀。这与他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他的父亲杜琬祥是中国“两弹一星”的核心人物之一，在毛大庆写的《永不可及的美好》一书中，记录了父亲对他的影响。在父亲给他讲述的故事中，最让他难忘的，是当时一位著名科学家因为飞机失事遇难，在找到遗体之后发现他与助理紧紧相拥，用身体保护了重要的资料。
从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对于时代的感知，毛大庆比一般人似乎更为敏感。
“我是1968年生人。1967年至1970年出生的这代人可能特别特殊，所有国家变化的风口，与我们人生的重要节点全部吻合。”毛大庆说，我们这代人可能身上有这个民族的密码。
1976年毛大庆上小学一年级，赶上了中国最后一次春季入学，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以前是春节入学的。入学前一个多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毛大庆的父亲带他去天安门广场祭奠，“记得那时候人山人海，纪念碑上堆满的花圈，还有很多诗抄。”
因为是春季入学，毛大庆还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尾巴。1976年春天，他跟大孩子一块儿去上街游行，打着小旗子。其实他不太知道是要干什么。开学没多久，朱德逝世，接着又是唐山大地震。到了一年级下半年，秋季开学没几天，毛主席逝世了。又过了几天，“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又审判“四人帮”。
1976年这个国家真是天翻地覆，一个孩子很难理解这样的变化，心里困惑，但感受到了这个国家激烈的震荡。毛大庆的家里也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参加了至少四次平反昭雪大会，一会是我爷爷，一会是我奶奶，还有其他亲戚，一天到晚哀乐不断。当时很不明白他们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会被打倒。”
接下来就是1984年。1984年国庆节，毛大庆是天安门广场举花的孩子之一。他看到了“小平你好”的标语，印象深刻。高中和大学时光很美好，很多老师都饱经磨难，文革中坐过牢，他们要把余晖都洒给学生。那时的学校真的是象牙塔，很纯洁。
“‘拨乱反正’的1976年，我上小学;改革开放的1984年，我上高中;‘小平南巡’的1992年我参加工作。”毛大庆说，我们这批人完整见证了一个国家从动荡、贫弱回到安宁、发展、富强。
2015年也是中国的一个关键时刻，“我相信10年或者20年以后，会对2015年有一个总结和评述，来描述这样一个转折时刻的中国。”(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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