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城市信报记者同住在一个宿舍的小霞是1990年出生的。今年年初,小霞刚刚和自己的男朋友走进了婚姻殿堂。但新婚的小霞和自己的老公却相隔两地,老公在菏泽老家。
11月5日晚上,躺在记者下铺的小霞向记者讲起了自己的爱情故事。
“我们俩是一个村的,但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来了青岛以后,同村的另一个人给我介绍的他,然后我们就开始处了一段时间,当时他在这儿另一个工厂打工,我们每个周都能见上面,可能本来在这也不认识什么朋友,遇到了一个同村的,有共同话题,也慢慢地好上了,今年我们就结婚了。”小霞告诉记者,村里和自己同龄的有不少都结婚了,如果现在这个岁数,还没有对象的话,那就有点“剩女”的意思了,所以小霞并不认为自己是早婚。
结婚是件幸福的事儿,可是小霞现在却幸福不起来,因为在老家结了婚以后,老公就在老家待着了,而小霞还在青岛打工。“他现在在学车,在家里玩儿。等他学会了开车,有了一技之长,我迟早是要回去的 ,在这里就是为了要挣点钱,我们俩总不能都没有工作。”
小霞上次和老公见面,是今年的中秋节长假。“我俩虽然结婚不久,不过没像别人那么整天腻歪着。白天我要上班,等晚上忙完了,躺在床上就10点了,就发个短信,然后就各自睡觉了。每天一个电话,时间也不长,QQ上我们也不经常聊,一个月顶多聊那么一两次……”
这家公司里的工人,除了来自外地的年轻人以外,还有不少是周围村子里的妇女。为了让家里的生活更好,她们来打工。前不久,女工阿丽村子里的改造房分下来了,需要再交好几万块钱,这些钱阿丽家能拿出来,阿丽的老公也在附近打工,工资不低,现在她的新房子已经在装修了。“我住的楼房,可是我一个手袋一个手袋包装出来的。”相比90后工人对自己工作的不屑一顾,对于自己每个月2千多的收入,阿丽很满意,因为她的辛苦已经变成了即将入住的新房。
工作时,阿丽和其他妇女总爱闲聊一些村子里的事,她和老公的月工资加起来,能有七八千。年轻的90后愿意用一种嘲讽的语气对她说:“你家一个月挣这么多钱,真有钱。”阿丽这时会笑着反驳:“我没钱,我还得装修楼房,还得养孩子。”休息时间,她会拿出十字绣来绣,这是准备挂在新房子的客厅里的。
小红 1992年生 莱阳人
她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工资也不低,但她更愿意自己养活自己,“我都这么大了,哪能还靠家里养着。”小红说,“不能再在这了,看不到报纸和电视,就和社会脱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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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涛 1990年生 日照人
尽管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可是小涛还是没混到个一官半职,仍然只是检查科里的一个小小搬运工,每个月拿着不多的月薪,仅2千多块钱。
对她来说Burberry手袋一文不值
和城市信报记者同在一个小组工作的小红,是1992年出生的。小红的老家在烟台莱阳,她是家里的独生女。
爸爸在国外当木匠,常年不回家,在国外小红的爸爸月收入是5千元人民币左右,妈妈在莱阳的一家皮鞋厂打工,每个月能挣2千多块钱。前年中专毕业后,小红就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了。是今年4月份村里的人介绍来的,介绍人现在也在这里干活。”从4月份来青岛到现在 ,小红手里已经有了5千多元的积蓄。
这个90后的独生女,打扮入时,黑色短裙,小短靴,和城市里的年轻人打扮没有差别。每天早上和下午各10分钟的休息时间,小红不像其他已婚妇女,会拿出十字绣来绣,而是拿出自己的手机,戴上耳机,看视频、听音乐、浏览网页,“不能在这了,看不到报纸和电视,就和社会脱节了。外面有啥信息,只能用手机上网看一看。”
父母每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也不低,为什么小红还要从莱阳跑到青岛来打工,而且每天还得工作十来个小时?
“我都这么大了,哪能还靠家里养着,所以就出来自己挣钱呗。”在检查科工作了半年多,小红对自己的工作已经掌握得很熟练。小红负责给制好的手袋填充新闻纸和产品袋,放入品牌卡。对于自己手中的昂贵手袋她并不在意,每填充完一个手袋,小红都是不屑地把它扔到旁边的桌子上,力气稍微一大,手袋就要被小红扔到地上。
“这些破包对我来说一毛钱也不值,我买不起,要了也没用。我在这就是要挣到钱,你愿意每天都在食堂吃那些免费的难吃的饭吗?反正我不愿意,我周末还要花钱去买点好吃的呢,我每个月还得去逛街买漂亮的衣服,反正平常晚上也没什么事,宿舍也没电,那就加班挣钱呗。”小红这几天每天早上吃的都是在超市买的面包或其他零食,有时中午也会抓紧时间一路小跑地去镇上买自己喜欢的食物。过年回家之前,小红已经和另一名同龄女工约好了要去镇上把头发拉直或者是烫个时髦的卷发。
冒着被没收的风险上班玩手机
小涛是1990年出生,日照人,19岁的时候,小涛就来到了这家皮革制品公司,如今已经在这度过了三个年头。尽管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三年,可是小涛还是没混到个一官半职。三年了,小涛仍然只是检查科里的一个小小搬运工,每个月拿着不多的月薪,仅2千多块钱,吃住都在公司,而且现在还没有女朋友。
小涛不爱说话,唯一的爱好就是把玩手中的手机。最近,小涛新买了一部二代“小米”手机,花费了他整整一个月的工资。看到记者手中的苹果手机,小涛拿到手里玩了会,询问一部苹果手机的价格。他骄傲地说:“我要再买一部小米手机[微博],这部旧手机送给我姐姐。”
城市信报记者在检查科工作的这几天,小涛每天都要来检查科记者所在的这个小组桌前,坐上一会儿,短的时候是十来分钟,时间长的时候近一个小时。每次来桌前坐下后,小涛的动作都出奇一致,从兜里掏出手机,再倒腾出两三个包装好的手袋,放在手机前面做好“掩饰”,然后自顾自地在手机上玩起了“三国杀”游戏,手机里不时地播放着“无中生有、南蛮入侵”等游戏人物发出的声音,身边还有其他男工人“欣赏”他的游戏,他还要和别人讨论一番自己的战术。他的眼睛一会儿盯着手机屏幕,一会儿又抬头东瞅瞅西看看,生怕被领导逮个正着。“检查科有一个工人在工作的时候玩手机,领导巡视的时候看见了,没收了好几个星期才还回来的,其他科也有好几个人的手机被没收过……”小涛一边玩着手机里的“三国杀”,一边向记者讲着在车间工作时的“规矩”。
“来人了!”听到记者小声的“警告”,小涛立刻把手机藏在手袋底下,双手放在手袋上,装作为手袋整理形状。过了5秒,小涛的眼睛四处张望,“哪有领导?”“好像不是 ,我看错了……你明知道领导看见玩手机要没收,你还敢这么玩儿?”小涛没回答记者的问题,继续自顾自地玩着手机,“三国杀”是需要联网才能玩的手机游戏,为此他还专门开通了无线网络,方便自己随时玩儿。文/图 本报记者(A6~A7版图文版权所有,未经信报允许,不得转载)
◎记者手记当加班成为一种迫不得已
Burberry,这样一个让人联想到奢侈品的大品牌,生产该品牌产品的工人每天却连报纸和电视都看不到,唯一的休闲除了自己的手机,就是每天上午和下午的10分钟踢毽子、打羽毛球……生产该品牌产品的工人每天在车间都被冻得手通红,手也变得粗糙,晚上回到宿舍后要靠冲个热水澡来驱寒。这样一个加入了英国道德组织的国际大企业,生产该品牌产品的工人却在做着最耗时的工作,可怜的是工资还很低。
在这里,制度要求每个人必须要加班,当我提出要申请长期不加班时,所有的工人甚至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神情,口里吐出的是一种可笑和荒谬。真的不可以申请长期不加班,在这里,每周要上59到67个小时的班。如果不加班,工人没法正常地走出公司的大门,没法在宿舍里正常生活,因为断电。这是怎样的一种迫不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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