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还提高了鱼的养殖加工成本。主要表现为：鱼苗和鱼一样量少价高；谷物等价格上涨，饲料成本提高；工厂合规成本提高，这部分成本又反映到鱼的加工上。每一环都加一点点价，到终端市场，就有显著的提价。
>这次俄乌战争，导致基础饲料价格暴涨，源头饲养也压力倍增。
>气候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冬季后半截气温低，焦琪说，“去年很多国产巴沙鱼都冻死了”。
鱼价上涨不仅有疫情、战争、寒冷天气一类突发事件的原因，还有一些长期性的影响因素。
>居民消费习惯转变，鱼消费频次升高。
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脂肪含量低的鱼肉与当下居民健康饮食的消费需求相匹配。且因为在肉类中，鱼的价格相对来说较低且较为稳定，所以B端和C端都很喜欢鱼。
>为了可持续发展，中国明确制定了渔业水产养殖业转型升级的目标和政策。
粮农组织指出，如果该计划和其他改革得到充分实施并实现了目标，预计中国水产养殖产量的增长率将会放缓，其捕捞渔业产量将大幅下降，其中中国的捕捞渔业产量将下降29%。据计算模型推算到2030年，中国渔业第十三个五年规划实施与否将直接影响近1000万吨产量的差异。
源头涨价不止
鱼品类餐饮怎么办？
活鱼进货价格走高，给酸菜鱼、烤鱼店带来不小的成本压力。
内参君与多位是鱼品类餐厅交流后，发现大部分人选择由公司承受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并没有涨价。
“餐厅主要是熟客生意，涨价会给复购带来不好的影响，还是按照原来的价格卖。”一位烤鱼店老板告诉内参君。
让利于民的做法毕竟是有限度的。鱼长时间涨价，餐厅势必要调高价格：或表现为调高了鱼的单价，或表现为减少单份鱼的重量。
小型鱼类企业分摊风险的方式侧重于找若干个供应商组合供货，餐厅的鱼价随着水产市场批发价滞后地波动，餐厅自掏腰包柔和掉价格曲线中的极端值。
中、大型鱼类企业则是盯着供应链，不抓到供应链最上游不罢休。
一种方法是“合作”。
鱼小喵在成都的创始人曲顺告诉内参君，鱼小喵在成都提前把握好数量和价格，加强与大型头部源头工厂的合作，一次性下单全国门店一年所需的鱼量，控制成本。
江边城外也是选择和渔场合作，曾花了一年半时间从南到北考察多地渔场。
江边城外当时的供应链负责人称，这是在和“学霸”做朋友。江边城外和光明渔业合作后，鱼的采购模式从去水产市场买鱼变成到鱼塘直接采购。缩短供应链，减少企业用鱼的生产加工相关方，有助于企业控制鱼的质量和成本。
九毛九集团选择“单干”，自建鱼塘。太二酸菜鱼在广东佛山修建了自家的工厂，九毛九在孵化赖美丽时，沿用了太二的鱼塘，还给鱼塘扩容了。
赖美丽和太二共用鱼塘，九毛九只需增加较小成本，就能保质保量地解决了赖美丽活鱼供应问题，还顺带给品牌上了一重食安问题的保险，也给赖美丽这个新品牌造了不少势。
九毛九狠抓供应链。去年12月，九毛九全国供应链中心在广州开工。这个供应链中心基地建成后占地面积超3.9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超14万平方米。该基地建成后，将覆盖集团旗下品牌全国门店的原材料、半成品等食材供应。
此外，曲顺还提到一点，优化仓储流通，提前增设前置冻品仓，实现货物的全国包邮到店，最大限度地降低门店货物流通成本。
头部鱼类餐饮品牌不断将触角伸向供应链上游，提高自身在品牌原料供应的介入程度，获得更多的决定权、议价权、选择权。市场环境变化，大品牌用供应链给自己一个面对不确定性的“缓冲气垫”。
对于更多中小型餐厅而言，要么是扩宽合作渠道，以减缓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要么是在前端调整菜单，丰富消费者的可选择性。但显然对于小品牌来说，因为缺少供应链的稳定性，及议价权，在疫情与成本的双重波动下，生存压力又一次放大。
来源：餐企老板内参 陈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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