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份当年为投诉所写的情况说明中，谈羚根据原包装标签与外贴标签的内容对比，称阿迪达斯男士护肤系列化妆品(4个单品)“涉嫌隐瞒产地、欺骗消费者”、“涉嫌伪造或新增有效期，属伪劣产品”。
因为“没有‘CIQ’中国商检标识，却在原包装容器上印有‘MADE INMONACO’”，谈羚指靳羽西-科蒂化妆品“涉嫌走私”，以及“涉嫌虚报产品进口品种或假报产品进口品种，偷逃税金”。他解释：“当年进口化妆品的关税是150%，而‘半成品’或‘原材料’的税率则低得多。”
综合种种情况，谈羚认为，靳羽西-科蒂化妆品公司可能采取将现成的国外原产香水拆分为香水本身和包装的方式，以进口原材料在中国分装生产的名义报关，既可逃税，又避免了海关对化妆品成品的例行严格检查，过关后迅速组装上市。
根据掌握的内部销售资料推算，谈羚“保守估算”1999-2004年，此类情况所涉产品的销售总价超过1亿元。
记者出示相关资料咨询一位资深律师(该律师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向海外推荐的最佳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遵其要求匿名)，该人士根据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后，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最大的可能就是走私，或者以次充好，蒙混过关。”
尴尬的举报：管理部门不作为 投诉主体频繁变更
谈羚认为他所举报的这一事件并不单纯，于是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消费者协会等都成为了寄投诉信的对象。
2003年至今，他从相关部门得到的官方反馈有二，一是公安部经侦局的在线签收;二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受理回复：“您所反映的问题已转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再无下文。
2004年4月，深圳缉私局称受海关总署委托，向谈羚了解情况，深圳经济检查支队于队长给予了口头答复，表示经过调查取证，并与进销商、靳羽西公司提供的材料综合后，结论是：该产品是从外国进口“管子”在上海厂“分装”的，进口手续和生产手续齐备，从中文标识看还构不上违法。原包装上印有原产地，是因为进口时已印好，怕浪费，所以加贴中文掩盖，以免误会。最终，这份举报的处理结果是由经检支队给予羽西(口头)行政建议：“最好不再使用该‘管子’，和正确地标识产地标签”。
这也是任鹰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的，化妆品业界面对类似问题的通常解释之一。但这一说法并未让谈羚信服：“做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一实九虚。香水本身的成本很低，高的是容器、广告、店铺。说怕浪费香水瓶子我信，纸盒子才多少钱，值得大费周折地贴中文标签避免浪费?如果不是涉嫌走私，完全可以让国外生产商在包装盒上印好中文说明，或者印成无任何文字的包装盒直接进口，然后加贴中文贴纸。”
“所谓‘管子’，不是‘包装盒’。‘分装’也不是‘组装’。”谈羚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解释这些名词：“当年我曾去羽西公司参观，整个公司只有一层楼，没有分装线，只有包装线—就是把成品塞进包装盒子，封上塑料膜。羽西生产口红，是从国外分别进口整桶的口红原料和口红容器、外壳—即是所谓的‘管子’，然后在上海家化租借生产线进行分装，将原料压成型，塞进‘管子’里，像做蜂窝煤一样一板一板地‘生产’出来，再运到深圳公司套上包装。这种做法，在业内不是秘密。”
“这批香水中的所谓‘管子’是玻璃材质的香水瓶，瓶身上又没有任何字样，何来怕浪费而故意遮挡一说?”谈羚说。
前面提到的匿名律师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谈羚所投诉情况，涉及商检部门、海关部门、工商部门等，从这些主管单位的回应来看，“完全是不作为”。该律师说：“即便不属于你的管理范围，也必须把文件发送到相关单位。”
2012年后，谈羚开始以“爆料人武明”的身份向数家媒体递交了相关举证材料。他对时代周报记者称，自己前段时间曾向央视3·15网站提供的联系方式去投诉传真，接到回复电话称“你这个案例有可能进入3·15晚会”，最后也不了了之。
更尴尬的是，除了谈羚，并没有其他的人对这一问题“较真”。“我从未接到超市或者消费者的投诉，”谈羚说。在网上，可以搜索到对此现象有所发现的消费者，但他们惊喜地发现“原来是进口原产的”、“捡了便宜”。
阿迪达斯和瑞美尔相关产品生产权、经销权的不断变更，也为谈羚的追责之路布上迷雾。谈羚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曾有某家专业财经媒体关注此事，也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咨询过税务专家，并基本认定靳羽西-科蒂化妆品(上海)有限公司具有偷税嫌疑：“但这个记者告诉我，因为涉嫌的主体变更频繁，无法追责。就没有了下文。”
前面提到的匿名律师的看法则不一样，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只要有货物来源，每个渠道都可以追责，除了相关的管理部门，生产厂家、经销商、终端商家都有责任，这是一连串责任。”
（时代周报 作者：谢培） 共2页 上一页 [1] [2] 羽西化妆品：向靳羽西学习“品牌策划” 转型受挫 “羽西之家”上海两门店停业 转型受挫羽西之家门店停业 羽西品牌总经理蒋巧玲：从“站柜台”做起 羽西：下一站天后 搜索更多: 羽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