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血汗工厂：有员工一月未说话而失语

苹果血汗工厂：有员工一月未说话而失语 http://www.redsh.com 2012-05-03 红商网发布稿件

　　成员招募的过程并不费力。邀请函通过email发给国内从事劳工研究的学者和组织之后，慕名而来的参与者多到“用不了”。在具体调研方法上，潘毅和同事们做了较多讨论，最终决定问卷与访谈并重：通过大范围问卷调查，在尽可能广泛的区域内获得尽可能多的工人基本信息；再进行一对一访谈，来弥补问卷无法详尽获取的个人主观感受和深度细节。同时，进厂体验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富士康厂区进行了小规模预调研之后，潘毅等人对富士康的基本信息有了一定掌握，最终敲定了问卷问题和需要的调研人数。2010年6月，这个规划已久、规模可观的民间调研，箭在弦上：调研员60名，多为导师推荐的社会学专业学生，再加22位来自台湾的师生，共计82人；调研地点则根据富士康厂区的分布，遍布山西、江苏、广东等省的14个城市。九位发起人分赴负责区域；而深圳的龙华和观澜，作为富士康在大陆最大的厂区，和连环跳的主要事发地，理所当然的成为调研重点，也成为各路调研队会师的终点，由潘毅指挥这关键的最后一战。

　　调研前一天，潘毅给从全国各地赶来参与深圳调研的四五十名学生进行了三小时培训，讲解富士康在华发展过程、工厂管理模式、事业群和招工，并把长达40余题的问卷逐题过了一遍，让所有人了解每道题的调查点。最后对整个大团队进行分组：两人一队自动组合，最好是男女搭配；为保证学生安全，任何与调研相关的行动都必须两人执行，禁止单独行动。

　　深圳调研集中进行了一周，七天的调研密度和强度很挑战常人的想象。

　　浩浩荡荡四五十人的调研团队，潘毅着实担心这样的大举动会引来厂方的关注，造成不必要的麻烦。结果证明，她的担心竟出乎意料的完全多余：几十个人融进几十万人的鱼龙混杂的工厂生活区，非常渺小，渺小得好比汪洋中的一滴水。

　　这种渺小感，不仅是潘毅，也是调研员们最经常的反馈。

　　北大社会学系黄和是深圳调研队核心成员。在工人晚上下班后，到回去加班前的一小时休息时间里，黄和站在生活区的天桥上，看工人穿着一样的制服摩肩接踵地从身边挤过。自己根本无需移动，会被裹挟着前行。川流不息的移动人群，挤满整座桥，可以黑压压的持续半小时多，都看不到一点空地。

　　富士康厂区完全封闭，所有生产车间、办公区域和大部分宿舍都在厂区内，刷卡进出。除非进厂，否则要接触工人做问卷和访谈，只能在厂区周边进行。即便条件有限，他们还是很快打开了局面：工人上班的时段按兵不动，在中午一小时和傍晚一小时工人出厂吃饭时，突击调研。大排档里等饭的工人们，通常愿意帮忙。有人把填问卷看作帮学生们写论文，填完还友好的说一句“祝你顺利毕业”；而更多人则将之当作表达意见的机会，会认真的在问卷上填写希望政府如何改进。问卷调查时谈得来的工人，会约到晚上8点下班后或周末再见，续做访谈。

　　“有些工人独自坐着发呆，其实也很想有人陪他们聊聊天”，黄和说，个别聊得来的工人会给调研员介绍自己的工友一起来谈，但这类情况较少，因为黄和他们发现，一个工人要在厂区里找到熟人是非常困难的事：厂区太大，上不同的班住不同宿舍，想及时找到老熟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工作太忙，有人工作几个月了连舍友都没见全，想帮忙介绍访谈对象也有心无力。黄和和同伴们的调研大多都靠偶遇。

　　白天调研完，晚上无论多迟，潘毅都坚持召集所有人碰个头，总结当天遇到的新问题，适时微调方案。问题主要是问卷中存在着部分工人无法理解或很难回答的题目，比如有题问到“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会增加百分之几？”，问百分比工人要算半天，所以调研团很快把问法改成会“增加多少小时”，便于直接作答。

　　经费，在很多调研中被认为是重要一环，但在潘毅看来，做富士康调研从开始到现在，“都没考虑过钱”。一方面是因为，包括她在内的老师们总能从各自的农民工相关课题经费中拨出一些；另一方面，“每次调研，我们要花的钱也确实不多”。为尽可能接近要调研的工人和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潘毅和调研员们会就近住在工业区旅馆，四人一间，日均生活费用约20元，每次调研全部支出也只有数千元。调研中也有很多志愿者，都是自费来参加调研，“大家好像都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潘毅回忆道。

　　为期一周的深圳调研，在有惊无险中推进着，最终共收集有效问卷1500份，访谈工人200余名，为第一份调研报告的撰写提供了最主要、最详实的一手资料。这份名为《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的报告，对富士康使用学生工、厂内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工伤状况和工人自杀状况等多个问题进行了事实性的回应和一定的学术分析，在2010年10月于香港一经出版，便引起民众极大关注。

　　“我们把八十多位调研员收集的资料汇总到五六个核心成员手上，然后把他们都抓到我家，写了三天三夜，我也变‘血汗工厂’了！”潘毅笑着说。这份报告改了五六次才最终定稿，每位参与组织调研的学者都亲自把关修改过。

　　这份轰动一时的报告，绝非首次调研的唯一成果；其更大意义在于，为潘毅和调研团队对富士康进行后续调研提供了方向，比如富士康西迁过程中，不合理征地和以实习的名义廉价征用大量学生工。

　　这一追踪，持续到现在，远没有结束。

　　永不停歇的生产线

　　1979年，9岁的潘毅随家人从汕头移居香港。九十年代初返回大陆珠三角做调研时，她对自己的定位还是“自以为‘香港社会更进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长大的孩子”，但那个年代的多次调研经历，让她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有了新的反思。

　　潘毅第一次实地调研去的是东莞的一家雨衣厂，底层是货仓，二三层是生产线，顶层给工人做宿舍。为防止盗窃，宿舍窗户都会上锁，火灾时无法逃脱。与工人同步进行工作的调研不下十次，多年积累的一手资料著成《中国制造：全球化工厂下的女工》一书，在2005年获得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她成为首次获此奖的亚洲学者。

　　“天生对平等感兴趣“的这位特例独行的女学者，至今无法接受的一个现象是——一个社会一部分人的享受，建立在大部分人更大的牺牲之上，还以此美化自己的生活。

　　“富士康这次调研，我再想进厂已经进不去了，因为我太老了，人家不会录取。”潘毅说。而学生进厂亲身体验，在她看来很有必要：一是要验证工人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二是做代工厂研究要有一个直观认识。“对进厂的孩子，我一般不会太担心安全问题。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做过呀。”提起当年的调研，潘毅有种淡然的自信。

　　徐光和董雨晴，便是践行潘毅这一想法的两名学生。

　　2011年3月，徐光走进重庆富士康大门时，厂房楼都没有盖好，但已投产：三四层还在施工中，一二层就架上了生产线。在经过考察四肢是否健全、有无纹身、证件检查、常规体检和70题心理测试之后，徐光通过招聘，成为富士康重庆厂区的一名普工。

　　富士康在大陆不同地区可随意征调工人，以“某地专案”的名义调配，在招聘地和工作地之间选择薪水基准较低的城市作为标准，来支付工人工资，这很难让人不质疑其加薪的实际落实情况。应聘时，看到一辆辆巴士把刚录取的重庆工人像货物一样成批运上绿皮火车拉往江苏昆山，徐光很怕自己也被这样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