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温州本土经济学家早已呼吁温州产业空心化的问题。温州中小企业联合会会长周德文在2010年底接受采访时曾预言，在货币从紧的政策下，温州企业在2011年的日子会比金融危机还难过，他将温州产业空心化视为温州最大的经济问题。

　　“谁都没心做实业，谁都想赚快钱，要么去开发房地产，要么去做担保公司，把主业掏空，经不起宏观政策的风吹草动。”周德文说。
　　（来源：每日商报）

　　温州老板“逃亡潮”背后困局：企业资金链断裂

　　温州数十个民企老板因无法偿还高利贷出逃，民间借贷危机愈演愈烈。

　　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温州对中国经济都具有风向标意义。这个素有经商传统、因屡屡逐利于潮头而毁誉参半之地，由炒房、炒矿到炒钱，在中国经济画出了一条不规则的抛物线。其由辉煌至低迷的过程，不只说明了资本的残酷性，也将民间资本渴求资金与发展的困境展露无遗。

　　是什么原因使得高利贷这种古老而血腥的获利方式在现代经济繁华之地大行其道？一方面中小企业为了发展“求资若渴”，一方面国有银行惜贷如金。与此同时，又有相当的民间资本投资无门，当这种供给与需求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匹配在一起之际，遂通过高利贷这种方式扭曲在一起，也由此衍生出一批中小企业“败走麦城”的悲剧。

　　而这也无形中将现行的宏观政策置于更加微妙的境地。毕竟收紧的流动性所产生的效应已经在楼市上逐步显现。这种时候，放一放可能前功尽弃。但如果一味地收紧缺乏变通，是否又将把中国中小企业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须知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活力的源泉。

　　如今，浙江企业主欠债“跑路”现象已然引起中央重视，温家宝总理节日期间亲临浙江调研，浙江省政府随即召开四级政府会议要求帮扶中小企业脱困。这一切，对于提振中小企业信心无疑是必要而且及时的。然而，仅有这些尚且不够。如果没有金融体制的创新，民营企业以及民营资本面临的困局难以根本改变。

　　事实上，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银行厚此薄彼非只一日。这一沉疴陋习久积未改，其深层原因在于现在金融体制的僵化、保守。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在危机中暴露出的千疮百孔，至今仍让人心有余悸。然而，这不能成为不改革、不开放的理由。

　　所有这一切的变局都在呼吁金融体制的变革。应以解决中小企业资金困境为契机，大力推动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

　　节日的温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网上论坛中，民企老板的“跑路”依然是人们热议的话题。

　　就在此前的9月20日，在温州有着“眼镜大王”之称的浙江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出走，在温州业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作为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企业，去年信泰集团光眼镜的产值就达2.72亿元，今年1~8月产值1.25亿元。

　　1964年出生的胡福林，是温州市第十届人大代表，曾担任浙江省眼镜行业协会副会长，并获得温商十大创新人物、温籍十大杰出国际商人、2006全球华商百业领军人物等称号。

　　而事实上，胡福林的“跑路”，只是将温州老板的“跑路”出走现象推上顶峰。自今年4月以来，有着民间资本“晴雨表”之称的温州，正经历着一场罕见的民间金融“风暴潮”。

　　一份“温州大老板大逃亡名单”

　　胡福林只是最近“跑路”的温州企业老板之一。实际上，自今年4月开始，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报道已开始见诸报端，之后呈现出蔓延和扩散的趋势：

　　4月份，温州龙湾的江南皮革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鹤失踪；同月，温州波特曼咖啡老板严勤为出走，相关门店停止经营；位于乐清的三旗集团董事长陈福财，因资金链出现问题出走。

　　不久之后，天石电子老板叶建乐、巨邦鞋业老板王和霞、恒茂鞋业老板虞正林、锦潮电器老板戴列竣、耐当劳鞋材公司老板戴志雄、落之神鞋业老板吴伟华、蝶梦儿鞋厂老板黄杰等先后“跑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