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戈：企业已经形成瞒、赖、拖的惯性思维方式

　　(《今日观察》评论员)

　　其实有些企业对于省、市、县、乡来说是重点企业，那么一俊遮百丑，因为很多企业都常年为地方贡献利税。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巨大利益的面前见利忘义。比如紫金矿业事件，出事九天以后，隐瞒了九天，一家上市公司居然可以隐瞒九天，整个江里，三百多万斤鱼死了以后，实在掩盖不了了，最后不得不报出来。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这些企业已经形成一种惯性的思维方式，第一是瞒，第二是赖，第三是拖。甚至有的时候，企业交了罚款，因为这个罚款比治理污染花的钱少，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企业这其实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言无信不立，企业的环境承诺怎样真正兑现？

　　刘戈：整个社会对于违规企业的约束不够

　　(《今日观察》评论员)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紫金矿业出了泄漏事件以后，股票跌了一些，但是马上回弹，最后升的很高。因为最后处理结果出来以后，大家松了一口气，而且大家都觉得这家企业以后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这件事的处理就到此为止了，所以这样的一些企业在整个社会里，有很好的成长土壤。一方面，我们觉得法规法制对它的处理不够，但总体上来说，整个社会对于这样的企业的约束，就是相对较软的约束。

　　王锡锌：必须要有整个社会和法律上有效的监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我们在很多时候都假定每一个人在内心都有一种对义的追求，对责任的担当，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态。但更加现实的问题是，如何让一个人或者企业在各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在面对各种诱惑包括巨额利益的诱惑下，都能够担当对诚信的承诺，那么这个时候必须要有法律上有效的监管，还有社会的监管。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很多国家在讲企业的社会责任时，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有盈利，盈利能解决就业问题，能给社会带来财富，但在70年代到80年代就有了反思，就开始强调企业不仅仅要盈利，而且要承担对社会的责任，对环保对环境的责任。

　　现在的问题是，企业自己来承担对环境的责任，首先企业就要有信、有义，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企业做出了承诺以后，最终能落实。比如现在很多组织表示，如果这个企业破坏环境，那么我们通过各种宣传让消费者知道，这个企业是不道德、不守信用的，最后可能导致消费者拒绝购买该企业的产品，这就是一种很有效的制裁。

　　涛慕思·博格：作为一家守信的企业 你要抵制不道德的手段

　　(耶鲁大学教授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理想情况下，我们都希望一个公司能够盈利，但是在盈利的同时，公司也要对员工，消费者以及当地居民负责，现在的问题是公司盈利经常会与上述几点产生冲突，如果你给员工极低的工资，加重污染，或是损害了顾客利益，你同样可以创造更多的效益，所以作为一家守信的企业，你就要抵制这些不道德的手段，忠实地保障上面提到的三种人的利益。

　　易鹏：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加大对破坏环境的违法企业的震慑力度 营造全社会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氛围

　　(北京大学人力资本研究所研究员 《今日观察》特约评论员)

　　对企业破坏环境的行为，除了经济制裁以外，一方面可通过进一步完善破坏环境自然保护的法律体系，通过《刑法》等各种法律，用有期徒刑等手段，加大对破坏环境的违法企业的震慑力度；另一方面，要在全社会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氛围，让企业深刻明白到，只有更好履行好社会责任，保护好社会责任，企业才能可持续发展，而且破坏环境，企业的品牌会受损，发展的空间也会受限，企业的生存也会难以维系。企业倡导社会责任，实际上也是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来自己，而只有以道德标准衡量自己的企业，它未来的发展道路才会更宽广，否则它会越走越窄。

　　刘戈：要让诚信真正回到企业的经营当中

　　(《今日观察》评论员)

　　诚信需要法制的保障，每一家企业都是由人来组成的，那么还是要讲道德。我们还是相信，对于企业家也好，对于企业来说内升性的这种道德感，它仍然是在我们社会里需要呼唤的。除了法制以外，让诚信真正回到企业的经营当中，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王锡锌：对市场经济和企业来说 诚信是必须的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今日观察》特邀评论员)

　　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根据自己偏好去选择的，但有些东西是必须的，它构成人与人之间活动的一个底线。比如诚信，其实对市场经济来说，大家都是自私的在追逐利益，所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到大家追逐利益理性的追求，最终成为一种看不见的手带来了利益，但是亚当·斯密在后面还专门写了一个道德情操论，就讲如果只是贪婪的行为在追逐私利，那么市场就会崩溃。其实从市场角度来说，诚信是必须的，而对一个企业来讲，这也是它必须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