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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工厂来说，技校生与普通工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更加廉价。
　　
　　富士康里的技校生。
　　
　　富士康里的技校生。
　　
　　富士康里的技校生。
　　
　　富士康里的技校生。

　　红商网讯："这些从技校来“实习”的学生，他们多数是未成年工。其工作强度、加班时间等，与社会招聘的工人无异。惟一的区别是：他们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或多或少的一笔钱给学校，名曰“实习管理费”。这样的“学生工”，在深圳富士康的部分生产线，约占30%，在重庆富士康，甚至更高。

　　“学生工”所做的工作，常常是一个初中生在培训几小时后就可胜任的简单劳动。“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学者潘毅说，“国家每年对中等职业教育投入那么多钱，但学校提供给社会的，却是这类没有任何真正技能的工人。”

　　如果知识能改变命运，那么，黄夏读技校之后，改变的是什么呢?

　　有两个初中毕业生。甲毕业后直接到富士康打工;乙则读了技校(或者职业高中)，每年交四千多元的学费学习酒店管理的中等专业技能，一年后，学校组织实习，两个16岁的少年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相遇了。他们加同样的班，拿同样的工资。

　　黄夏便是这个“乙”。他几乎清晰地看到了自己2011年夏天从技校毕业以后的每一步：进入一家工厂，从事着和专业无关的工作，拿着一份和自己“学历”无关的薪水。读或者不读技校，于他，区别仅在于花没花这一万多块钱的学费。

　　黄夏被称作“学生工”。“学生工”是这样一批少年：自觉读大学无望，又不甘接受“农民工”的命运，于是进入技校或者职业高中学习，企图习得一技傍身，但就在一年后，便几乎毫无例外地陷入迷惘。

　　他们的迷惘在于：现代科技下的生产线，已经尽可能地简化了工人所需的生产技能。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每一个初中毕业生经过几个小时的培训都可以胜任。于是，读技校或者职业高中，几乎变成了一次“奢华旅行”。

　　南方周末记者调查了解，目前，黄夏这样一批年龄在16到18岁之间的学生工，已经是很多企业的主要劳动力。去年，由两岸三地多所高校实施的关于富士康的一项调查报告称，根据问卷抽样，深圳富士康很多生产线上的学生工比例大约占了30%。今年，北京大学富士康调研小组对重庆、成都的富士康学生工也进行了调查，认为学生工比例远超深圳。

　　“学校成了中介公司”

　　黄夏，1994年出生于重庆江津区白马镇。父亲是建筑工人，常年流动在重庆的建筑工地，只是在农忙的时候才回家。妈妈身体不好，在家休养，张罗三亩多山地，田间的一些重活经常由黄夏来做。

　　2009年，黄夏读初三下学期的时候，重庆江南职业学校来学校招生。他觉得自己成绩不好，考不上高中，于是在中考前一个月进入职校。黄夏的专业是信息技术，后来学校并入重庆工商职业学校，他也从信息专业转到电子专业。

　　学校合并对他们影响不大，唯一的变化就是换了校长，而且是一学期换一个，他觉得经常换校长的原因是之前的几任校长在学校管理上不严格，每天都有学生翻墙出去玩。

　　在职校读书，每年要交4000块钱的学费，这笔钱对家里来说还不算太大的负担，爸爸的收入能够支持他读到毕业。刚入学的时候班里有七十多人，一年多之后，就只剩下二十多人了，他说那些中途退学的人可能觉得在学校太枯燥了，学不到东西。而且老师管理也很随便，他的班主任也换了好几个，上一任的班主任每天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根本不管他们，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就离开了学校。

　　来自贵州一所技校的16岁的刘欣，则声称自己当初是被“骗”进学校的。高年级的老乡暑假回乡，给她描绘了学校良好的教育氛围和就业出路。但到学校之后，她才知道，教育氛围、就业前景，“都是吹的”。高年级的老乡之所以劝她去，是因为学校规定，谁招一个学生，学校“奖励”500块钱。

　　这是盛行内地的“潜规则”。近年来，初三班主任“倒卖”学生到技校或中等职业学校，赚取回扣的新闻经常见于报端。

　　中国的近代职业教育，始于民国。先驱黄炎培先生认为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为个人谋生和服务社会作准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作准备。近几年来国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重视职业教育价值，温家宝总理曾指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推进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是促进社会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完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现在实际上这些职业教育学校已经成为了给工厂提供年轻、廉价、驯服的劳动力的中介公司。”长期关注中国农民工问题、调查“学生工”现象已经两年的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香港理工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办)副主任、教授潘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