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即像王树槐研究员说的，三四个月后技术、标准就有了，但该由哪一个机构受理激素检测申请呢?因为药监部门不受理食品检测申请，而质检部门的检测项目又不包括激素检测。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归谁的问题。“黄体酮、苯甲酸雌二醇等一旦进入乳业生产链，检测的难度和成本会很大，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建立专门的检测中心，而这样的一个检测中心，仅设备的投入就至少需要2000多万。”

　　“仅仅依据几个‘疑似’案例，就直接说某个品牌如何是不严谨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对激素进行检测的手段、标准以及专门检测机构。如果没有，如何利用这一信任危机立即建立起来才是最重要的。”一位新浪网友的话不无道理。

　　打击非法添加举一反三有多难

　　被动应付何时是尽头?

　　在当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做客“新闻1+1”时谈到监管首先应将企业假想为“坏人”。但遗憾的是，相关主管部门似乎还是坚信企业是好人，偶尔才会不小心地当一次坏人。这在“不接受个人奶粉送检申请”上就可以明显看出。

　　北京的这位母亲说，不接受个人申请，那意思就是只接受企业的送检申请，可企业会把问题奶粉送去申请吗?企业不送检问题奶粉，而个人又无权送检，到最后恐怕就像这次的事件那样，在出了问题后，由相关主管部门送检问题奶粉。但这样的代价是消费者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我们并没有足够地汲取教训，总是在暴露出问题后，才被动地去查，而没有提前根据目前养殖业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检测上进行改进，提前把漏洞堵住。像这样出了三聚氰胺后查三聚氰胺，除了激素后查激素，以后还会有其他非法添加物，这样被动应付何时是尽头?”韩忠说。

　　在此次事件发生后，有人建议把对奶粉的蛋白含量、农残等选择成分检测改为全成分检测，认为这样就可以一劳永逸地堵住非法添加物。然而，这在操作上不可行。

　　留美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奶粉进行全成分检测不大可能，因为化学物质有很多，检测方法也不相同，如果进行全成分检测，成本太高，难度也太大，只能针对问题进行检测。”

　　那是不是说只能等奶粉被消费者“试”出问题后才去检测呢?“正是在利益驱使下，养殖户才通过添加激素提高产奶量的。”韩忠认为，相关部门可以通过调查去提前了解可能在某个环节出现的问题，然后进行具有针对性的检测。

　　不过，这也不是长效机制。

　　整合产业链是长效机制

　　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专家委员会主任蒋建平说，我国奶业价值链上的农、工、商利益之比为1：3：6。“出于降低成本考虑，绝大部分奶牛饲养户已转为喂养合成饲料，催情素、卵巢素等激素也常被用来进行催产。”王丁棉说。

　　据王丁棉透露，10年前一头母牛一天最多产奶20公斤，而今在催奶饲料或药物辅助的情况下，一头母牛一天产奶可达近百公斤。

　　在目前的乳业格局下，养殖和加工的利益是割裂的。有业内人士指出，奶粉生产企业自己向产业链源头发展，控制安全的奶源才是最终出路。但在目前我国奶牛养殖仍以散户为主的情况下，这实现起来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