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昨天的“聚焦迪拜危机”研讨会上，王海峰说：“将迪拜危机说成是第二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一种很勉强的说法。”迪拜危机可以看作是全球经济复苏中又一次债务危机，但仅是一个独立事件。

　　对于迪拜的发展模式，王海峰认为“70%、80%是成功的”，迪拜世界的危机仅暴露出“20%的问题”。“迪拜是利用石油美元的财富作为基础，靠着一系列超常规的手段建立起来的一种发展模式，是一种资源转型的发展模式。”

　　与中国相似之处在于，迪拜模式依赖基础设施的高投入。“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弊端，就在于启动易、刹车难。“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刹车唯一有效的手段就是危机。”他说。

　　王海峰认为，迪拜危机对中国的借鉴作用主要是在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要关注“量”，更要关注“质”。没有一定的量，即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奇迹不可能打造；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必须消化掉经济增长中的危机。

　　在房地产问题上，王海峰表示，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是把双刃剑，而主动调整，经济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小一些。相反，若是被动调整，与迪拜相比，以中国房地产市值之巨，一旦出现大的问题，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抑或数量打击都将非常巨大。

　　以北海房地产危机和1992年海南房地产危机为例，他认为，一旦某一地区的房地产经济元气受损，投资者对经济的记忆效应很高、持续时间很长。“小起小落是轻伤，一旦在某一个地方吃了大亏，记忆效应非常强。像海南地产市场和北海地产市场，即使趁着这一轮价格回升，回到一个认为相对比较合理的水平，但是对地产市场的伤害，记忆效应也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