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问题，中国启动了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预案。可以想见，在指日可待的时间内，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对有关产品的检测、对企业内部的整顿等，都会成为舆论的焦点。虽然三鹿集团愿意承担相关责任，并发表公开信郑重声明将不惜代价积极做好患儿的救治工作，然而，再完美的补救措施只能是补救，品牌形象就此遭受重创已经不可避免。尤其在“乐百氏”等品牌纷纷倒掉、“汇源果汁”被可口可乐公司并购后，三鹿和为数不多的企业无形中承担着“民族品牌”的形象责任。盛名之下，难免有不堪承受之重。

　　实事求是地说，“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引人关注，首先是其产品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生命健康，据中国卫生部披露，截止9月15日，医疗机构已确诊患儿达1253名；其次是击垮了人们对中国一些品牌的信任感，这在经历了“瘦肉精”、“红心鸭蛋”、“空壳奶粉”等一系列事件后格外令人费解；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的食品安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此情此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北京奥运会前的一些传闻，比如某体育代表团称“将自带食品参加奥运会”等，尽管事实让这些谣言不攻自破，也足以证明某些人对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的担忧并非多余。

　　有人说，三鹿不过是挤破了中国业内的脓包。言外之意是，用三聚氰胺提高蛋白质含量的做法在业内早已普遍存在。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不得而知，但三鹿无疑推倒了中国食品安全的多米诺骨牌，在这一个连锁反应的过程中，人们会想到包括饮用水、食用油、蔬菜粮食、药品质量和空气质量在内的种种问题。如果按对三鹿婴幼儿奶粉检测方式进行检查，会不会同样令人胆战心惊？康师傅的“优质水源”、“齐二药”制假售假……一连串的安全警示与农药超标、空气污染一样，都到了让人怵目惊心的地步。与之相比，三鹿婴幼儿奶粉的消费群体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人们如此“震惊”似乎有点大惊小怪。

　　当然，这并不是说三鹿的恶劣行为不值得追究，而是说在特定的大环境下，即使宣布三鹿集团破产也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三鹿挤破了中国业内的脓包”说法属实，那么其行业管理的混乱状况就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由此不难想到，除三鹿集团之外，利用三聚氰胺“提高”蛋白质含量的企业不在少数，至少之前曝光的光明牛奶在郑州“回炉”事件和“空壳奶粉”事件有此嫌疑。遗憾的是，这些事件虽对消费者同样造成了伤害，该停产的停产，该反思的也反思了，而该掺杂使假的却依然掺杂使假。

　　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流行一句至理名言，认为出现类似问题的主因是相关法律不够健全。其实，根据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释义，法律本质只是一种社会管理的辅助工具，社会公正首先是制度的多极制约，其次才有法律的公平。具体到食品安全管理方式看，无论是美国式的多头监管，也无论英国式的单线主导，关键的是能不能建立消费者对政府行为进行问责和监督的制度。假如有了这样的前提，相关法律才能具有真正的标准意义，否则，即使像中国明代那样设有重典铁律，对一切违法事件都严惩不怠，思想上却奉行“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的信条，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杜绝违法事件发生。

　　毫无疑问，“三鹿奶粉事件”为中国人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究竟是在一片讨伐声中让三鹿品牌轰然倒塌，还是以“保护民族品牌”之名把责任分解到一些无关紧要的人身上？或是采取壮士断腕般的手段来个凤凰涅槃？这种疑问貌似简单，却呈现出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属性，尤其是在国际品牌长驱直入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把三鹿等企业锁定在“民族品牌”概念上，显得过分狭隘。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他们从手工作坊到国际化大公司，何曾强化过民族概念？而恰恰是那种“无疆界”心态，才成就了严谨的质量标准和品牌形象。

　　被列为中国诸子百家之一的杨朱先生曾经说过：“天下之美，归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恶，归于桀纣。”在他看来，桀纣虽然遗臭万年，但比四圣流芳千古要值得。因为没有桀纣的误国害民，就不能突出舜禹周孔的英明伟大。以此推论，三鹿奶粉固然“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穷毒者也。”但正是其“戚戚然”，才昭示出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极端重视，或者预示着中国将开启一个尊重民生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