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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云敏介绍说，广州这些年垃圾分类的重要经验是干湿分离。对于厨余垃圾等湿垃圾，一些广州市民在家里建立处理设施，将厨余垃圾打碎后排到下水管道冲走；在菜市场、小区，政府建立起一些小型处理设施，就近处理做成有机肥。
在北京海淀区一些小区，记者发现社区内设有专人值守的厨余收集站，解决了居民诟病较多的“我分类了，到楼下又混在一起”的问题。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形式，吸引市场化公司在小区设立自取式厨余垃圾桶、绿色生活驿站、能刷脸刷卡的智能垃圾箱等收取厨余垃圾，并通过积分换奖品形式对分类投放的居民进行奖励。
“北京市始终将厨余垃圾作为主要分类类别，并且在垃圾分类示范片区普遍建立了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硬件体系，尝试采取积分制等方式吸引居民参与，在解决厨余垃圾分类问题上做出了很大努力。”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零废弃项目政策主任谢新源对记者表示。
对于其他垃圾的分类处理，也有很多新模式出现。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街道一个小区的绿色生活驿站看到，不时有居民将塑料瓶、废纸壳、电池等送到这里。建国门街道办事处环卫所所长严峻介绍说，该街道目前建立了9个绿色生活驿站，除了收集厨余垃圾，还收集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按重计价，现金支付。街道还采用购买服务方式进行大件垃圾就地处置，将旧沙发、园林树枝等处理为颗粒原料，数据同步上传到垃圾排放登记系统，基本实现了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闭环管理，垃圾减量效果明显。在上海，“绿色账户”已发卡500多万张、“大分流、小分类”体系正在完善；在深圳，楼层撤桶、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也在推进。
“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每年都在进步，正在从垃圾得到处理向垃圾分类处理、健全垃圾处理体系方向转变。”曾云敏说，相对来说，超大城市在开展垃圾分类方面更有优势。根据他的调研，居民垃圾分类处理行为与受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存在一定相关性，而大城市充足的财力也让城市管理者得以建立起相应体系。
突破“理念认同，行动滞后”怪圈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2020年底46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在这个过程中，超大城市的带头作用和示范效应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垃圾分类环节脱节、居民参与度不高……种种掣肘也让超大城市的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为紧迫。
有环境专家表示，目前超大城市垃圾分类工作的主要痛点很多。源头上，居民对垃圾分类知晓率高，但参与率低，处于“理念上认同，行动上滞后”的阶段。有调查显示，目前一些城市在源头的垃圾分类上主要靠垃圾劝导员、志愿者和垃圾处理公司工作人员进行二次分拣，某些地区动员工作很少做到居民层面，甚至存在避开居民做动员工作的倾向。末端上，分类处理能力不足。比如，厨余处理设施比例远低于厨余垃圾在生活垃圾中的比例；垃圾焚烧厂规划不合理等。而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等各环节因为监管不力而出现脱节、相互推责现象，更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怪圈，北上广深等城市相关规定中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些关键词：“强制性”“罚款”“不分类、不收运，不分类、不处置”“全流程分类”等，这让更多人看到了破解难题的希望。而要真正做到这些，关键靠什么呢？
刘新宇建议，一是对居民加强督促引导。通过政府监管社区，社区督导居民等倒逼机制，督促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二是让垃圾分类类别浅显易懂。“在国外，很多国家设置了几类可回收垃圾，每种设一个桶，剩下的都叫不可回收垃圾，非常浅显易懂。”三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强与从事垃圾分类的公司合作；同时注意通过社会组织、志愿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
吴向阳表示，垃圾分类一定要全程分类。事实上，如果投放环节已经分类，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比较容易管理。他举例说，北京市此次开展生活垃圾强制性分类，选择从公共机构和经营性场所开始，就在于这些场所责任主体明确，使处罚能够落实。
不过，对于相关违规行为具体怎么罚，难点也不少。比如如何监督，如何确定分类正确的标准，谁来检查分类是否正确，惩罚法人、物业还是投放人，责任主体内部如何传导惩罚机制等。专家对此表示，应依靠科技支撑，将罚款与罚人相结合，让未分类机构利益受损与责任人个人利益受损相结合。
“知行合一，关键在行。进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就是打破这个怪圈的钥匙。当然，监督和处罚必须到位。下一步，向居民覆盖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是更难的工作，但必须往前走才有希望。”吴向阳说。
来源：人民日报 共2页 上一页 [1] [2] 搜索更多: 垃圾分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