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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降低财富收入比的关键，在于提高非金融企业生产效率、降低无效投资、改变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
张晓晶介绍指出，财富收入比还有一个含义，它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宏观杠杆现在如此之高，但微观杠杆率却还比较温和。从公式来看，宏观杠杆就等于是微观杠杆率×财富收入比。如果中国的微观杠杆率跟国外相比处在同等水平，中国的财富收入比越高，宏观杠杆率就会越高，财富收入比是效率的衡量指标。换言之，最终是因为效率不足导致了中国的宏观杠杆率上升。
金融资产增长最快
张晓晶表示，所有资产中增长最快的资产是金融资产，2012年后持续高于非金融资产的增速，也高于GDP的增速。现实中，2012年以后我们应该是进行了大量的金融创新。
由于金融资产快速增长，就会使得金融资产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成为世界第一。尽管中国的金融资产迅速增加，但是在金融资产的总体水平并不高。
张晓晶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导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非常高：
第一是政策导向，政府希望服务业增加值不断提高，金融业增加值的提高使得服务业增加值提高这是最便捷的方式；第二金融创新，也就是2012年以来有大量的金融创新；第三，金融服务收费较高，比较少的金融资产，但是有更多金融业的增加值，就意味着收费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本高；第四是未经风险调整，未经风险调整也是重要原因，欧元区做了一个模拟，如果经过风险调整，金融业增加值会下降至少40%。
发展直接融资关键是突出市场的作用
张晓晶称，不能拘泥于直接融资的定义；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研究通过提供基础数据，能够帮助厘清听起来像谜一样的概念，包括“直接融资”这样的概念。
其实中国直接融资的比重一点都不低，只是按照狭义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直接融资占比是最低的。但是如果按照格利和肖的理论，中国直接融资比重还超过了美国。按照格力和肖的理论，只要来自于金融部门的，全部都看作是间接融资。其他部门是直接融资。按照这样的指标，中国直接融资达到42%。
中国的债务性融资偏向于以银行为主导，而股权融资中银行的占比较低，正是由于大量股票和股权未被金融中介持有而是由政府直接持有，导致按第二种理论，中国直接融资占比高于美英日德。
那么，现在说的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指的是什么？张晓晶认为，最核心的是突出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限定于某个定义。
拥有大规模的政府资产净值并不能保证可以高枕无忧
结合中国的国民净财富数据，2000年-2016年，政府负债从2万亿元上升至27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3倍；政府资产也同步增长，从11万亿元上升至146万亿元，规模扩大至原来的12.8倍。这样，中国政府所拥有的净财富就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规模亦扩大至原来的12.7倍。毫无疑问，近120万亿的政府部门净财富，构成应对债务风险的雄厚基础。
不过，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按不同口径估算，约在30万亿-50万亿）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缺口（约25万亿），加上僵尸国企的无效资产，近120万亿的政府资产净值将会大幅缩水。
张晓晶介绍，根据测算，在信任替代率为40%的情况下，2016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中政府所应承担的隐性债务规模达到24.9万亿元，占当年GDP比重达33.5%；如果将新人替代率降低到35%或提升至45%，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缺口形成的隐性债务规模分别占到2016年GDP的28.8%和38%。对比OECD国家，2016年政府负债中的养老金占比较高的有澳大利亚（38%）、冰岛（31%）、美国（17%）等，其他国家这部分债务或者极小，或者未列入政府负债。
此外，以下因素也会对政府净财富造成冲击：政府资产的流动性，中国政府部门净资产中，剔除掉变现能力较差的非金融资产，净金融资产也达到73.0万亿元；其中国有企业股权为52万亿元，占政府净资产的44%。政府非金融资产中，政府土地储备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其规模为23.9万亿元，占政府非金融资产的52.4%；其次是资产价格的顺周期性，过去十几年来，全部非金融资产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来自于价值重估的贡献；金融资产中的股票和投资基金等权益类资产具有更强的顺周期性，其估值水平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类风险也值得关注。
鉴于以上，报告认为，拥有规模较大的政府资产净值，并不能保证可以高枕无忧。长远看，不断优化存量财富配置，才是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来源：澎湃新闻 共2页 上一页 [1] [2] 搜索更多: 国民财富 |
